我的名字叫鄺嘉豪、陳詠妍 – ‪蘋果延伸‬ “‪你死你事‬”、”仗義欺寧弱小”‪精神

April 10, 2011

我曾經考慮用以下兩個題目其中之一,但最後選擇了”我的名字叫鄺嘉豪、陳詠妍”。

“‪蘋果日報法庭‬記者,英勇拍攝口交男女生法庭外逃跑情況,捍衛凌駕於三權之上的‪蘋果公審‬/羞恥‪權‬‬。延伸‪蘋果‬ “‪你死你事‬”、”仗義欺寧弱小”‪精神‬”

“蘋果‪法庭‬編輯/記者 捍衛”‪你死你事‬”精神 公審口交男女生”

讀及看完4月9日蘋果法庭”男女生照口交“新聞及互動片段(見下)之後,心中悲痛。早前我在““自殺獲救”娛樂化: 新聞自由=你死你事?”一文中我問,

“蘋果日報/蘋動新聞的記者和編輯們:能夠令新聞中人直接/間接受到傷害的私人資訊,可以不須保護地完全披露嗎?”新聞自由”真的是令你做事不須小心思考的”免責金牌”嗎?”新聞自由”真的等同”你死你事”嗎?新聞道德真的是可有可無嗎?”

報告法庭新聞本應非常重要,但一件簡單法院案件有須要窮追當事人嗎?真的有須要仗勢(報館的鏡頭)欺寧弱小,拍攝案中男女在法庭外逃跑,避開鏡頭的情況嗎?有須要將案件動畫化,加上抵死對白及攪笑音樂,將一件控方同意撤銷控罪,改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裁判官頒令兩人自簽 1,000元,守行為 12個月的案件,放大萬倍嗎?有考慮到法庭已經給了他們法制下應得的懲罰嗎?‪我想知道,蘋果從‬何時開始得到‪凌駕於三權‬(行政,立法,司法)‪之上的蘋果公審/羞恥權?‬

蘋果真的有須要令當事人受到長期什至永久的傷害嗎?人年輕犯的錯,真的要令他們永成笑柄嗎?香港新聞從業現在是否只須要向上司及銷售數字付責,而完全不須考慮自己應有的新聞道德標準嗎?

更令我傷痛的是網民以”報紙出名”為理由,強調叫討論區管理員”勿ban”。可見傳媒對網民的影響力。

P.S. 與‪蘋果日報相比,明報專訊(見下)的報導,因為沒有的互動片段,則比較溫和。另見東方報導

繁忙時間 港鐵銅鑼灣站梯間 警巡過 男女生照口交 – 2011年0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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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人流如鯽的港鐵銅鑼灣站,一對年輕男女學生,公然於傍晚時分在樓梯間卿卿我我。有巡警覺得可疑曾上前查問,惟二人待巡警走後,留在原位,就地口交。巡警透過廣角鏡窺探,發現二人淫行,現身拘捕時,男生露出勃起的陽具。涉案學生本被控有違公德罪開審,昨在東區裁判法院獲准簽保守行為,不留案底。 記者:楊家樂

事發今年 2月 6日年初四晚上 6時半, 19歲女學生陳詠妍及 22歲男學生鄺嘉豪,處身港鐵銅鑼灣站內連接月台及車站大堂的 B4號樓梯。當時陳女坐在地上,上半身倚靠在男方的小腿位置。一名隸屬鐵路警區的警員巡經該處,見狀上前查問兩人是否不適,他們否認。
巡警懷疑他們有違法勾當,遂假裝離去,步向上層樓梯轉角位,透過牆上廣角鏡繼續監視。只見兩人維持相同姿勢 4至 5分鐘,巡警遂靠近觀察,赫然發現陳女將頭埋在男方兩條大腿之間,頭部上下左右移動。
巡警見狀,走到兩人背後,叫陳女站起,陳女照做,此時巡警看見鄺的褲子拉鏈全開,勃起的陽具展現眼前。巡警立即拘捕兩人,警誡下,陳女承認犯案出於一時衝動,鄺則指陳女自願替他口交。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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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審與公義 – Amina Mariam Bokhary

August 12, 2010

早幾天我想以公審為題寫篇談Amina案的文章,但因事忙而不了了之。現在看到李柱銘的文章,我看來可以省了幾個小時。Yes, Amina’s actions were despicable but it is not worth damaging HK’s judicial independence.

公審與公義 – (李柱銘) – 2010年08月12日

如果裁判官阮偉明覆審時,雖明知原判正確,卻因輿論壓力而加重判刑,這樣才是嚴重傷害法治精神。
法治——是筆者最為着緊的範疇,實在不少港人亦跟我一樣,期望特區司法制度能如回歸前般公正、獨立。近期,一宗司法案件備受香港社會關注,就是 Amina Mariam Bokhary( Amina)被控不小心駕駛及襲擊執行職務警員罪一案。輿論幾乎一面倒的認為,原審裁判官阮偉明判刑過輕,疑惑何解被告已第三次犯案,仍毋須坐監,繼而有評論上綱上線的認為,此乃基於被告出身富貴,兼是「特區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的姪女」。
然而,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香港司法制度,真的如這些評論所言般,讓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嗎?
傳媒與公眾皆以「包致金姪女」來稱呼案中被告 Amina。這個稱呼已意味阮偉明是因包官的關係,才會輕判。可是,單純基於有法官與被告是親屬,便作出上述假設,根本不負責任,對兩位司法人員亦不公平。
案件惹起輿論譁然後,律政司旋即申請覆核刑期,公眾普遍認為,阮偉明應「打倒昨日的我」,從善如流的加重判刑,以彰顯公義。可是,法官的判刑,如真的是受制於輿論,那他不僅背離了法官的本分——依法裁斷、無懼無偏,同時也會嚴重損害公義和法治精神。
事實上,無論案件怎樣哄動,群情如何洶湧,為了維護法庭判決的公正、平等與公義,法官也絕不可因而提高或減輕判決,否則,那便與公審無異。
歸根結底,我們之所以要將案件交由法官判決,就是因為凡事不是非黑即白,故需要法官審慎考慮、衡量許多因素,包括控罪與案情的嚴重性、被告錯失程度、是否有前科、個人及家庭背景、相關的病歷紀錄和辯方求情陳述等。然後,法官再憑着其經驗及良知,依法處以最恰當的刑罰。其實,判處入獄,往往是法官最後的一個選擇,因為坐監很可能會對被告帶來負面影響,如學壞、嚴重精神打擊,所以法官會先考慮其他懲處方法,如無合適者,才會判被告入獄。設身處地,若你或你的親屬是被告,難道你想見到法官並非根據上述因素判刑,而是因顧慮判決會遭公眾非議,或是為博得市民掌聲,故意重判嗎?

阮偉明覆審時,若確認自己原來的量刑決定無誤,而又能夠力排眾議的維持原判,這樣,才真正體現了法治精神的真諦。其實,對於刑罰的輕重,總會有可能出現不同的看法,畢竟法官都不過是人。因此,香港司法制度設有上訴及覆核機制:被告如認為刑罰過重,可提出上訴,不過一旦上訴被駁回,而上訴庭又認為判刑過輕,那便有可能加重;律政司如認為判刑明顯地不足,或法官原則性犯錯,亦可要求覆核,藉此來確保被告得到法庭公平、公正的判決,務求不縱亦不枉。以此案為例,律政司認為阮偉明的判刑明顯過輕,已向上訴庭提出覆核。既然司法制度已有機制,盡可能排除裁決的人為失誤,而且有關司法程序,還是在進行中。為何仍然有人要急不及待的宣判「法治已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