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說謊者的最大懲罰

For the record. “英國文豪蕭伯納說,對說謊者的最大懲罰,不是沒有人再相信他,而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不被人相信,頂多用自己的行動讓別人對自己重拾信心就是了。不再相信任何人,則是非常可怕的事。當甚麼事情都要反覆去查反覆去問,查了問了還是不相信,那不僅浪費時間金錢生命,而且簡直就惶惶不可終日。盲搶鹽固然反映人民的惶惶,而更惶惶的則是不相信人民並把維穩費不斷拔高的統治者。”

蘋論:中日民族性與社會基因的根本分野 – (李怡) – 2011年03月23日

連日來,不少評論都針對這次「日本出事,中國淪陷」的問題,討論中日兩個民族的文明素質及民族性。近一百年來,中國有不少作家批判中國的民族性,魯迅對中國民族劣根性挖掘最深,柏楊反覆申述中國人擺脫不掉髒、亂、窩裏鬥的醜陋本性,陶傑歷來說中國民族有小農 DNA,而這次地震顯示日中民族質素優劣有目共睹,似確有民族 DNA存在。昨天論壇版有作者凝緣提出不同意見,他以自身經歷說明在 89民運時內地市民的井然有序,當年北京青年孤身擋坦克、市民冒死救槍傷者,「各階層國人煥發出的亮麗人性風範,哪一點比震中日人遜色。」他又表示,「遺傳基因只能決定膚色體形,生而平等、自由民主是人類共有的精神 DNA。」
陶傑的民族 DNA說法,只是民族性的另一種較有趣的陳述,與科學上的遺傳基因決定人的生理特徵並非一回事,而人類社會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恐怕也與科學基因無關。中國人的民族性缺失,歷來作家學者多有論述。在特定時間特殊情況下,為了反專權體制的共同目標,人們會有團結一致的表現。一時的表現不能掩蓋長期以來只逐私利不顧公益,遇事一窩蜂和髒亂窩裏鬥這種民族劣根性。
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是由民族生存的地理環境,民族的歷史,和長期的社會生活形態所形成的。
以地理環境來說,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生活在遼闊的土地,遇有天災,逃荒流徙容易,所以較缺少危機意識。雖有居安思危的古訓,現實生活則多是好了傷疤忘了痛,而且總是心存僥倖,不見棺材不落淚。而日本民族則存活於島國,四邊是海沒有遷徙之路,處地震帶,缺自然資源,不能不隨時準備天災降臨。而自然災害的頻繁與無常,使日人在自然面前必須謙卑,人人都必須自持、自制、有序、守望相助,人才可以生存。在 1995年阪神地震後,日人全面檢討防震措施,每年進行防震演練。這次核危機使日本和許多國家都擱置核能發展計劃,而中國雖有溫總對核能喊停,卻立即又有反對聲音,說中國的核能發展不在地震帶,所以無妨。典型的心存僥倖。
以歷史來說,中國有兩千多年而且至今仍未走出來的專制傳統。專權政治的統治,就是對老百姓樣樣都管,人必須依附掌權者才會有出頭之日。而統治者的權力一旦放鬆一點,老百姓就像老鼠不見了貓似的,成為到處鑽空子的刁民。成龍說,中國人是要管的。正確地說應是:中國人是被管慣了的。被管的人,只能在服從與鑽營中求生,沒有個體之間互助的能力,沒有團隊精神。日本人的團隊精神與中國人比,只看足球隊的成績就可以知道。

在長期專權統治下,中國社會的人與人之間,普遍缺乏信任。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人與人的互信更徹底破碎。統治者不斷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幾乎沒有一天不說大話謊話,加上沒有獨立輿論,百姓不相信政府,政府不相信百姓,百姓之間也互不相信。沒有互信的社會,各種成本包括交易成本都極大。政府不相信百姓,就連年大增「維穩」的公共安全費,今年維穩費已超過軍費了。百姓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傳媒,於是對種種可能給自己帶來利益或損害自己利益的傳聞就「寧可信其有」。盲搶鹽的鬧劇就是這樣在全國各地缺乏互信的狀態上演,並延伸到港澳的。試想,這種事在日本會發生嗎?說日本人普遍的文化知識比中港澳高,這不成理由。關鍵是日本是一個人與人有充份信任的社會,他們相信政府和傳媒的信息,而不會相信沒有根據的流言。
英國文豪蕭伯納說,對說謊者的最大懲罰,不是沒有人再相信他,而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不被人相信,頂多用自己的行動讓別人對自己重拾信心就是了。不再相信任何人,則是非常可怕的事。當甚麼事情都要反覆去查反覆去問,查了問了還是不相信,那不僅浪費時間金錢生命,而且簡直就惶惶不可終日。盲搶鹽固然反映人民的惶惶,而更惶惶的則是不相信人民並把維穩費不斷拔高的統治者。
一個是人與人之間幾乎有絕對信任的社會,一個是幾乎絕對沒有信任的社會。這就是今時今日,日中兩國社會基因的最大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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