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 – 願諾貝爾和平獎推動中國民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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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願諾貝爾和平獎推動中國民主轉型 – (李怡) – 2010年10月09日

第一時間在電視上看到諾貝爾和平獎宣佈頒給劉曉波的消息。劉曉波太太劉霞在接受訪問時興奮卻平靜。筆者反而忍不住鼻酸了。
劉霞說謝謝諾獎評委,謝謝哈維爾、達賴喇嘛及許多海內外人士的支持,但其實她更應感謝中共當局,倘若中共不是給劉曉波判 11年重刑,倘若中共沒有對挪威諾獎評委施壓,劉曉波未必可以獲獎。
劉曉波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為每一個中國人爭取憲法賦予的人權。劉曉波獲獎,等同於每一個中國人獲獎。
筆者真誠希望,中共當局對劉的獲和平獎,採取大國寬容的態度,趁機會釋放劉曉波,並推動符合憲法與兩個人權公約的改革,而不要與諾獎所揭示的普世價值對着幹。
曾長期擔任倫敦《金融時報》駐蘇聯記者的 David Satter年前寫了一篇講蘇聯解體經驗的文章,文章提到,許多西方人都認為蘇聯異見人士不重要,因為他們數量微小,勢單力薄,缺乏政治力量以至民眾的支持,只代表他們自己。 Satter認為這看法是錯的,因為這些人雖然數量少,但他們代表了普世道德,只要他們留在蘇聯境內,即使在監牢中,他們就是這個國家生命的一部份,他們的榜樣會影響許多不敢自己來捍衞普世價值的人。當那個政權開始削弱時,人數不多的異見人士在廚房裏討論的話題,就成為百萬大眾的主導觀點。其結果是,蘇聯的崩潰便不可停止了。
Satter又說,在俄國,許多蘇聯解體後上台的改革者都認為只要搞好經濟就行了,其他事情自然應刃而解,但事實上經濟發展並不能代表社會價值,人們需要一個價值系統來指導和約束其社會行為。由於道德方面的改變被忽略,前蘇聯的共產主義道德規範遂被猖獗的犯罪所代替。他認為,引致蘇聯解體的普世道德價值,應成為建設新社會的基礎,而使民主轉型得以完成。
中國今天正是面臨 Satter所說的兩種狀況。異見人士在內地獲支持的人數雖不多,但受惠於互聯網,使他們代表的普世價值,獲得較多網民支持,他們的人權觀念,必可成為廣大民眾的主導觀點。另一方面,中國儘管仍維持着一黨專政的政治局面,但市場經濟發展已把原有的社會主義道德冲垮了,全國的唯一信仰就是金錢,此外就沒有別的信仰了。經濟不代表社會價值,沒有道德和價值系統來約束行為的社會,無數的商業行為都以損人利己為目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政治特權市場經濟,各地當政者以過度暴力損害民眾利益的方式求經濟發展,社會的不公正成為普遍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受壓迫者的群體事件越來越多,民眾報復心理造成社會的動亂和暴力事件頻頻發生。中國確實處在社會危機中。
在這樣的時刻,劉曉波和 303位發起人起草的《零八憲章》,根據現行中國憲法,根據中國已經簽署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提出了中國政府有義務和責任履行本國憲法、法律和國際公約,兌現它對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承諾。

這可以說是最溫和、最合法的改革主張了。溫和到引起流亡海外的部份異見人士的抗拒,他們指摘《零八憲章》沒有提出結束一黨專政,指摘劉曉波不該承認中國憲法有「尊重和保障人權」元素,並認為「人權是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然而,正因為《零八憲章》的溫和、非暴力,以及提倡在現有體制內改革,使中國既得利益者無法找到任何理由予以反對,更得到眾多中共老黨員、老幹部支持,對既得利益的當權者造成更大壓力,當權者於是蠻幹,把從來不涉任何暴力的劉曉波,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 11年。
今年初內地流傳一個政治笑話,胡錦濤會見清查《零八憲章》源頭的專案組,胡問:「聯邦共和國出自何處?」專案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公報,原文提法:建立一個自由的聯邦共和國。多了個自由。」胡問:「軍隊國家化呢?」專案組:「出自周恩來選集。原文是:必須實現軍隊國家化。多了個必須實現。」胡問:「那麼讚美西方民主制度出自何處?」專案組:「(當年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社論。原文提法是:美國代表了民主社會。多了個美國代表。」胡問:「解除黨禁呢?」專案組:「這是毛澤東反對國民黨時提出的口號,原文提法多了個:打倒一黨專政!」胡問:「那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呢?」專案組:「這些憲法裏全有!」
劉曉波在《零八憲章》提出的理念,是中共建政前所提的民主理念;劉曉波的主張,不外是要中共切實履行憲法和所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劉曉波所要推動的,是使中共從越來越極權、越來越野蠻的統治中,和平轉型到中共建政前所提的民主體制中去,與普世價值接軌。劉曉波代表每一個無權無勢的中國人的心聲。諾貝爾和平獎不僅是頒給劉曉波,而且是頒給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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