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仰平 Y. P. Cheng《不在香港的日子》

For the record. Y.P. Cheng (鄭仰平) is one of the Interpreters/translators that I admire the most,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pick up a copy of his 《不在香港的日子》.

“老大姐劉霞跟我一起錄音的時候常常聊起鄭仰平,說他在電台苦練即時傳譯練了好幾年,後來拿起英文原稿不必筆譯可以即時用中文廣播,躲在監播室裏的同事先是替他揑一把冷汗,廣播完了又替他鬆一口氣:「 Y.P.不出一絲紕漏!」劉霞說。 在倫敦,在香港,認識鄭仰平的人都叫他 Y.P.。我第一次見他就叫他 Y.P.。” – 董橋

Dec 5, 2010 Update: Just came back from HK and bought the book 《不在香港的日子》. Started to read it. It is an interesting book. Will try to write more when I finis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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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English readers, here are two book chapters (in English) by Y.P,“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How to Use Your Symbols Intelligently” by Y.P. from Google Books (pg 11-17) and “Interpreting by Y. P. Cheng (pg 464-471)“. And an interesting article from the HK government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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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仰平八十一
2010年07月11日

他說一九八八年學期結束離開加州蒙特雷,一些帶不走的零星東西動身前一天晚上都讓一個學生來搬走了。清晨行李擺進了汽車,他怕落了東西回屋再檢查一遍:「空空的房子,相處了兩年的地方,心裏還是有點留戀。人就是這樣。」他說那個小花園從來沒有去好好打理過,卧房外那個小院子天氣再好也從來不會坐着曬曬太陽,夏天月明星稀也不去乘涼賞月,反倒常常抱怨清掃落葉煩得要命:「現在要走了,」他說。「回頭看看,自己是不是成了工作狂了?」有一天,有個女學生告訴他說,她們幾個同學都覺得他教書儘管認真,人卻十分冷漠,「像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他說他聽了起初心裏納悶,教室裏他一向熱心講課,應該不算冷漠;後來再想想,學生說的也對,他從來不願意跟別人談心裏的話,什麼事都情願憋在心中。他說他七歲那年到上海住在七姨家,讀小學的時候有一位老師給他在紀念冊上題了這樣幾個字:「遺世獨立者,世之至人也」。這十個字對他影響很大:「對人談心事?太娘兒腔了吧?什麼事不能自己忍受?」他說他漸漸把心扉關得緊緊的,偶然喝了半瓶紅酒也許會稍稍打開一點點,酒一醒又緊緊關上了。

他是鄭仰平,我的朋友。一九七三我到倫敦英國廣播電台報到那年鄭仰平剛走,前一年走的,回香港出任香港政府翻譯組首席翻譯。他一九五○年在香港電台做事做到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在印度新德里電台當中文播音員,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在英國廣播電台工作了七年。電台中文科裏好幾位前輩都跟他很要好,都敬重他,老大姐劉霞跟我一起錄音的時候常常聊起鄭仰平,說他在電台苦練即時傳譯練了好幾年,後來拿起英文原稿不必筆譯可以即時用中文廣播,躲在監播室裏的同事先是替他揑一把冷汗,廣播完了又替他鬆一口氣:「 Y.P.不出一絲紕漏!」劉霞說。

在倫敦,在香港,認識鄭仰平的人都叫他 Y.P.。我第一次見他就叫他 Y.P.。奇怪,英文字母這樣稱呼很順口,中國話叫「仰平」二字馬上過份親昵,鄭先生這個文靜得近乎木訥的人聽了一定嚇死了。林太乙跟我說起鄭仰平偶爾也叫他老鄭。有一陣子《讀者文摘》也寄些英文小品請鄭仰平翻譯,《文摘》每年春茗晚宴鄭先生有空必到。我接林太乙主編《讀者文摘》那年鄭仰平已經到美國教書了,沒空給《文摘》翻譯。我猜想他一定情願要他寫文章不情願翻譯美國雜誌的溫情小品:儘管是個滿心溫情的人,嘴上不說,筆下不寫,翻譯一定也不自在。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五年中英兩國政府開談判談香港前途期間,鄭仰平是英方傳譯大員,電視上報刊上天天看到他,名聲大得不得了。我那時候主編《明報月刊》,鄭仰平每期都看,我請他賞光寫些討論即時傳譯的文章他也寫了。「老鄭」已經紅火得快給追捧成「鄭老」了,隨便說一句話聽者一定聽出好幾句話,何況是親筆寫的文章,誰都會好奇拜讀。有一回一起打撲克牌我開玩笑跟他說:「 Y.P.你放個響屁人家都聽成交響曲了!」鄭仰平回我一張撲克臉。

說「冷漠」似乎重了些。說鄭仰平這個人冷靜、淡漠也許貼切。玩撲克牌勝負關頭他絕對緊張,鎮定是裝的。我們一起跟金庸先生玩過幾次,查先生那才叫高手, Y.P.摘帽致敬。 Y.P.說喝半瓶紅酒會把心扉打開一點點,其實不然。我灌過他喝烈酒灌不醉他,談判桌上半絲咳嗽聲他都不洩漏!「老兄,難為你了,」我忍不住懺悔。「你交了損友上了賊船了,幸虧你真是○○七,真來個俏嬌娃恐怕也迷不倒老兄了!」鄭仰平那一瞬間好像有點飄飄然,兩秒鐘不到他走到陽台上點一枝烟抽兩口馬上又是鄭仰平。「果然是個人物!」牌桌上一位女士說。做個人物顯然也不容易,老鄭不久連烟都戒了,說是抽烟咳嗽,影響聲帶,說戒就戒。有一回大伙出去吃了晚飯回我家喝咖啡聊天,眾人進了電梯不見了鄭仰平,上到六樓電梯門一開,但聞樓梯那邊傳來踏實的腳步聲:鄭仰平一個人爬六層樓,他說吃太飽了運動運動。

中英談判結束了, Y.P.奉命公費雲遊四海,在歐洲各地和英國美國參觀考察著名傳譯學校,借鑑提高香港傳譯水準。我開 Y.P.玩笑說那是英國人調虎之計,怕他滿腹敏感材料留在香港不妥當。一九八七年離開了香港政府他還去加州蒙特瑞國際學院翻譯系教書,一九八九年又轉去台灣輔仁大學教了一年才回香港。那時候我還在《明報》總編輯任上,鄭仰平進《明報》跟我做同事,主編過英文版,擔當過督印人,好像也寫寫專欄。一九九五年我走了他也走了,我到公開大學當中國語文顧問,他到城市理工開課授徒。

永遠的白髮蒼髯,永遠的中音嗓門,歲數不大已然老成,歲數大了也不顯老,腰板筆挺,衣着端整,精神長年煥發,舉止長年篤定,鄭仰平是瀟灑的紳士也是風雅的書生。他的才華不耀眼,他的實學不淤滯,做人跟做事一樣,總是在禮貌的淡漠中流露適度的慇懃,從來不製造驚喜也不喜歡承受驚喜。一九八五年夏天,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邀請港督尤德和夫人到江蘇觀光,鄭仰平是尤德的翻譯,許家屯的翻譯是一位英語講得很好的中國女士:「你的英文是在哪裏學的?」他問她。
「北京大學,」她說。
「你沒有去過英國嗎?」
「從來沒有。」
「你知道嗎,你的英語倫敦口音很濃?」

這位女士叫耿燕,副總理耿颷的女兒,來香港當過許家屯的外事祕書,後來成了鄭仰平老年的伴侶,帶他住到北京,新近給他編出一本文集,書名叫《不在香港的日子》。鄭先生今年八十一,當得起「鄭老」了。
文:董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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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鄭仰平
2010年07月11日

香港政府傳譯組首席翻譯
四十歲以內的香港人大都不知道鄭仰平這個名字,但更年長的香港人可能不會忘記,在三十年前,香港政府有一位白髮的中年人,經常出現在港府乃至英國高級官員與中國大陸領導人會晤的場合。更不會忘記,在決定香港人前途的漫長曲折的中英談判過程中,這位白髮人,從始至終跟隨在英方首席談判代表的左右。他是參與了中英談判全過程,瞭解中英談判所有細節的唯一的一位香港人。很多記者、熟人都曾通過各種方式想從他的口中得到哪怕只是一絲一毫關於談判的消息,可是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守口如瓶,從未透露過半個字的內容,他就是香港政府傳譯組首席翻譯鄭仰平。

香港實行雙語制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民眾的要求下,港英政府決定將中文同英文一起確定為正式的官方語言,在立法局與市政局的會議上進行同聲傳譯(即時傳譯),使英文發言能立即被翻譯成中文,讓廣大的香港市民瞭解發言的內容。要作到這一點就需要中、英文以及翻譯技巧都十分精通的專業人士,但在當時卻很難在香港找到這樣急需的人才,於是港英政府就在旅居英國的華人當中尋覓。當時鄭仰平在英國 BBC廣播電台做中文播音員,他的工作是將英文稿件翻譯成中文,用廣東話播放出去。鄭仰平的翻譯速度很快,他可以看着英文稿件,直接讀出中文。由於他的中英文程度和播音效果都符合成為一個優秀同聲傳譯員的條件,鄭仰平被挑選接受訓練。幾個月後,他完成了基本訓練,於一九七二年四月返回香港,出任香港政府傳譯組首席翻譯。

鄭仰平開始工作時傳譯組只有他一個人,而他的首要任務是儘快招募適合的人才進行培訓,迅速建立起一支專兼職結合的同聲傳譯隊伍。幾個月後一個由六人組成的傳譯組成立了,鄭仰平是唯一的專職人員。經過一段時間培訓,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立法局會議有史以來第一次使用了同聲傳譯,將會上的英文發言即時翻譯成中文,打破了香港一百三十多年來英文獨尊的地位。當天,數以百記的香港各界市民湧到立法局,擠滿了旁聽席位,還有學生提前到場「霸位」,真可謂盛況空前。當香港市民第一次直接聽到會議發言用中文讀出的時候,興奮的心情可想而知。鄭仰平是這次會議的傳譯員,他首次向香港市民展示了同聲傳譯的技術和效果。

歲月流逝,如今鄭仰平已是八十歲的高齡,臥病在床,作為他的妻子,為了再現他在那一段時間裏對香港做出的貢獻,我整理了他的照片和他在離開香港的兩年時間裏所發表過的部分雜談,邀請了幾位他過去的同事和朋友撰寫對他往事的回憶,出版本書,希望可以留住仰平在香港歷史中曾經發出過的燦爛光點。

仰平的成就是人皆共知的,但是他對自己的成就的理解與很多人不同。大部分人認為,仰平事業的高峰是在香港政府中的擔任首席翻譯,是他參與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是他能與中英高層官員在閃光燈下共出共進人民大會堂和白金漢宮。對他來說這些只不過是他職業生涯中的一部分,仰平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他曾淡淡地對採訪記者說,能夠參加中英談判,都是因為巧合。

但是中英談判畢竟是他終生難忘的經歷,他曾說:「在談判當中,作為中國血統的人,對中國人的瞭解比外國人容易些,另一方面,自己接觸西方社會那麼久,對外國人的想法也比較瞭解。所以我們中英雙方的翻譯在談判桌上,是最能瞭解雙方思想的人。」「雖然翻譯在談判中並不重要,也起不了很大作用,但如果雙方發生了誤會,而翻譯很清楚對方是甚麼意思,就可以消除雙方不必要的誤會。」

仰平於一九七二年初到香港接任政府翻譯組工作的時候只有他一個全職人員,五名兼職翻譯。到一九八五年翻譯組共有十五人,一半兼職人員。他們為香港立法局、市政局、各委員會,記者招待會,區議會以及委員會提供同聲傳譯,無論從人員的規模和水平以及會議的範圍與規模都大大提高了。而他自己也在傳譯領域,從初做同傳,到熟練精通,到出類拔萃,成為業內的專家。

仰平在政府期間所作的傳譯局限於政府工作和香港事務,他在一九八七年離開政府後,如魚得水,能夠在傳譯的廣闊天地中獲得更多的機會。從中年到老年的二十多年中,他讓自己的生命發出了更加光輝的色彩,從一個傳譯專家成為業界受人尊敬的前輩和大師。

仰平在離開政府前六個月,香港政府為他提供機會,到歐洲與英美的著名傳譯學校參觀考察,研究如何培訓和提高香港的傳譯水平,在這個過程中他瞭解到世界各地的經驗,增長了培訓的知識。一九八七年,仰平正式離開政府後,到美國加州蒙特瑞國際學院翻譯系任教,第二年,他轉到台灣輔仁大學任教,一九九○年他返回香港在《明報》擔任英文版總編,同時在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浸會大學的翻譯系任教並兼做香港各類會議的同聲傳譯。仰平在一九八七年之前的傳譯工作使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從事教學工作之後,他可以系統總結了自己的經驗並傳授給學生,在總結的同時他還必須應用或者發展自己的傳譯理論,把經驗歸納上升。對仰平來說,理論是他的缺陷。在教書期間,仰平努力地閱讀了現時關於傳譯的理論,試圖用這些理論來指導他的教學,但是,傳譯終歸還是一門藝術,傳譯的教學仍然以師傳的方式為主。

在這段時間裏,仰平將自己的能量應用到了極致,而他的專業能力也發揮到了極致。他有時每周參加 2至 3天會議,上 2至 3次課,傍晚還到《明報》負責英文版的出版和編輯。他翻譯的會議內容十分廣泛,有工業、出版、藝術、醫學、宗教,等等。很多都是他不熟悉,甚至很少涉足的領域,因此在會前他必須參考大量材料,認真閱讀會議稿件,查找中英文詞彙,這些準備工作非常費時、辛苦。有一些會議的內容是冷門的,其他傳譯員實在不想接,他都接過來,認真準備。那些年裏,仰平的專業水準突飛猛進。令人驚訝的是,雖然他已進入老年階段,他的速度可能不如以前,但他的翻譯質量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這是應為他受益於對中英語言文字的深厚的理解力和分析能力,廣泛的知識、豐富的社會與生活常識,以及足夠的英文詞彙量,在他的專業進入爐火純青的程度時,仰平被稱為傳譯大師是當之無愧的。

與他一起工作的中文和其他語種的傳譯員都對仰平十分尊敬,這不僅僅因為他敬業和認真,還因為他的為人和人品。仰平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謙遜與溫和,又有英國文化中的幽默與詼諧。他有中國文人的清高,但他從不傲慢,同事們與他相處感到安全、放心、舒服。他常常把會議消息發給自己的學生,希望給他們鍛煉成長的機會,他的學生把他當做長輩,遇到困難和問題都願意和他傾談。有的人說在當今這樣的信息爆炸的社會中已很難看到仰平這樣的謙謙君子了。

仰平是尤德的翻譯,我是許家屯的外事秘書,兼做翻譯。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五年我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六年,做新聞報道工作,後兩年,許家屯社長到港工作,我擔任過他的外事秘書。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期間,我知道了鄭仰平的名字,但因為我的工作不是直接與港府打交道,所以並不認識仰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英聯合聲明簽字儀式上,我在電視直播中聽到仰平中文翻譯的聲音,確有所動。因為我自己是北京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對翻譯和同傳都有過訓練,也知道翻譯在朗讀和發聲時的技巧。聽到一個講廣東話的香港人可以把普通話的發音發得那麼準,把韻調、重音和語氣控制得那麼恰到好處,真是出乎我的預料,而仰平生就的中音嗓音更使他的翻譯富有藝術的魅力。

我真正認識仰平是一九八五年五月,在當時的香港總督尤德和夫人受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邀請赴江蘇省訪問的途中。仰平是尤德的翻譯,我是許家屯的外事秘書,兼做翻譯。我們先於港督到達南京,與江蘇省的領導一起迎接港督夫婦到達。當晚,許家屯在南京金陵飯店設宴招待港方代表團時,我和仰平擔任了雙方的翻譯。宴會上中方的講話稿是預先翻譯好的,我只是照念。仰平已是著名的翻譯,他的翻譯已為大家所熟悉,而我對港府則是新人。當我讀完許家屯講話的英文翻譯稿時,似乎所有港方的人都露出詫異的神情。在港方代表團中,只有仰平一個華人,他坐在我對面。席間,他輕聲問我:「你的英文是在哪裏學的?」,我說:「北京大學。」「你沒有去過英國嗎?」「從沒有。」「你是不是知道你的英文有濃厚的倫敦口音?」我沒有回答了,只笑了笑。心裏想,當然了,因為我們的英文老師是從倫敦請來的。

在江蘇的一路上,港督夫婦除了訪問南京還到了揚州、鎮江和上海,在這途中因為江蘇省外辦派出了自己的翻譯,我和仰平就有更多的機會認識和交往。在我們乘火車從南京去上海的時候途經蘇州,火車在車站停留了十分鐘,仰平亟不可待地下到站台上,渴望看一看分別了三十七年的舊地,但因為我們的行程不包括蘇州,所以他只能在站台上感受蘇州的空氣。港督夫人替仰平拍下了以蘇州火車站站牌為背景的照片,對仰平的遺憾表示安慰。

我和仰平在南京初次見面時都有相識恨晚的感覺,在那以後的二十多年中我們熱戀着、思念着,但同時為了個人的事業和工作又無法和不願意在一起生活,最終當仰平完全退休離開同聲傳譯工作以後,我們成為夫妻,他移居到北京生活。

很多朋友都會奇怪,我和仰平是來自截然不同的背景的兩個人,我們是如何成為知音、摯友,以致天荒地老的愛人、夫妻?其實,相識不久後,仰平和我就發現我們中間存在巨大的障礙,包括政治觀點、社會背景、對事物的認識和判斷,思想方法等等。但是尊重是唯一處理差異的方法。我深知,仰平在認識我的時候已經是香港社會成功的專業人士,他的才華、能力、成就在香港社會中是廣為人知的。而仰平也深知我的工作和成長的環境,特別是我的高級官員的家庭背景。無論在價值觀和政治文化的選擇標準上我們都有了深刻的社會基礎。但是這不等於我們不可以改變,實際上在二十多年裏,我們兩個人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變化發生在潛移默化中,我們都沒有感到突然和困惑。

文: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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